[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太阳成集

作者: 历史  发布:2019-06-22

  对垒中的学术阵营,各自都有其中国化的诉求,燕京学派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张的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就是例证。然而,国别化却未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与其西方原型拉开距离,正相反,国别化是在与后者中的国别传统趋近过程中实现的,燕京大学的英美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德美派,就是例证。

  先生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中,传给我们的绝非书本的死知识,而是一种大生命的鼓舞;听讲者受其陶冶诱导,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我们今日之所以起始追求学问的意义和本相,可说完全是先生所启发的。三个月的光阴已倏然消失,我们的派先生就是在二十一年圣诞后一天离开我们了!我们顿失瞻依,无不感到若有所失……②

  中国第一二代学科建设者,多数从不同的西方国家学到他们致力于在中国运用与推广的学科;回国之后,他们中不少人任职于其留学国教会在华设立的现代大学,也有不少在1920年代末设立的中央研究院及国立大学中工作。因留学国的学术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是持续的,故不同学者对于学科也有着与之相关的不同认识。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期,诸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派,与诸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民族史学派,基于各自的留学国背景,及对于国家建设需要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两个具有对垒性质的学术阵营。

  社会之间依靠相互借用以生存,但它们反而是依靠拒绝相互借用以定义自身的。

  西学在中国中,西学不是单一的,中国也不是单一的,英美的综合产生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德美的综合产生民族学-民族史学派。学术不同阵营中的西学,因分化超过对话,对垒超过综合,且各自费力地引用西方原型来论证自身相比与对方的更高的正当性(而未能意识到学科定义的正当性,在西方也是多元的),故未真正追求通过综合与改造实现中国化。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社会学在中国一个简短概述》一文中讨论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时,曾说: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历史中,我们假设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联姻来得晚近,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追求过程。中国并不符合这一模式。在那里几乎是在社会科学建立之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即互相缠绕只是当共产党人到来之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解开了。⑥弗里德曼继而在他的文章中概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发展的3种社会学取径: (1)测量与人口研究; (2)社区研究; (3)法律研究。⑦弗里德曼评价社区研究这一中国社会学特征亦即相互缠绕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之时,说到这类研究也许可以视为美国乡村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种延伸,外国学术的风气促成了中国人的调查研究之产品。⑧

  提要: 在本文中,我将对西学在中国展开某种诠释。我的焦点,将放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科上,尤其是这些学科1920年代至1940年代间在中国的分化。

  吴文藻曾通读派克的论著,并不惮烦地坐在他自己的学生当中听派克讲课。但是吴文藻的谦逊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在他关于派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派克城市社会学的不同。吴文藻认为关于城市的社会学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而他更迫切的是试图从中学到如何研究中国乡村生活。对他而言,美国城市社会学之所以重要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一种植根于乡土的社区集合的一个反例。吴文藻并不怀疑派克的模型,相反,他将之拓展到所有的人类社区,包括那些处于民族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社区。通过他的解读,派克的城市区位学既是民族志,也是一种方法论,适用于分析一切界线清晰的小地方或社区。吴文藻设想社区研究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是以研究文化不同的各种社会,如部落社会、乡村社会以及都市社会,都需要地理或区位的观点与方法。①在向派克致敬的同时,吴文藻提及3个不同学科民族志、微观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在他看来,这3门学科的差别在于调查的目标群体不同,不过如果用一种方法论即社区研究来看它们,它们又是相同的。他强调用派克的人文区位学来研究中国乡村社区。如果吴文藻所言非虚,那么派克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说派克以为都市是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②然而他同时也承认所谓派克对西方都市与东方乡村的区分(并)非出自派氏原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吴文藻自己取材于派氏的都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别观所构想的比较图景。③

  关键词: 民族学 社会学 人类学 南北派 中国化 民族志的社会学化

  邀请派克的主人是吴文藻,吴文藻在留美期间,曾在达特默思学院(Dartmore Institute)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吴文藻受聘为燕京大学教授。③

太阳成集团,  这位被深情称颂的先生正是罗伯特埃拉派克(Robert Eara Park, 1864~1944),一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上述序是由费孝通及其同学所写,表达了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外国导师的仰慕,这种感情基于一种关系而产生,但同时亦开始有了不同。

  摘 要: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历史纠葛不断。通过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包括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所属各个流派和其相互关系的深入剖析,提出两个兄弟学科结合而非对立的思路,对认识我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历史关系和探索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曾对燕京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之源起有过论述,④认为美国传教士和社会学家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⑤和由马林诺夫斯基及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在特罗里恩德岛、安达曼岛发展的民族志方法,是其两个主要来源。明恩溥在他的作品中发明了一种笔者称之为乡村窥视法的方法。明恩溥在山东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研究,描述帝制中国如同一所大房子,村庄就是其缩影。他认为此前出版的对帝制中国的描述仅仅谈到中国的城市是错误的,要认识真正的中国应采用一种新方法,而他所指的新方法即为乡村研究。在明恩溥眼中,要去观察中华帝国这所大房子里边包含了什么,就应该把乡村当成墙上的孔洞去窥视这所房子的秘密。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乡村是一个完美的方法论单位,值得未来的社会学家关注。显然,吴文藻采纳了明恩溥的观点并将它与民族志的新潮流糅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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