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

作者: 历史  发布:2019-05-24

内容摘要:过去对于石刻的关注仅仅将其视为保存史料的载体,事实上每一个碑建造的背后都有相关的政治或社会背景,努力将石刻从文献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去,挖掘出其中的故事才能丰富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

问题:李清照和赵明诚有十间屋子的古董吗?他们岂不是很富?

关键词:石刻;政治;景观;读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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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卫都先生是现在收藏界的名人,曾经有个关于他的小故事:有位犹太商人在参观完马先生收藏的明清家具后,出了一大比钱,想要把这些家具买下,马卫都回答两个字"不卖"。

  过去对于石刻的关注仅仅将其视为保存史料的载体,事实上每一个碑建造的背后都有相关的政治或社会背景,努力将石刻从文献还原到当时的情境中去,挖掘出其中的故事才能丰富我们理解历史的维度。

事后,马卫都先生解释,并不是因为对方出的价格不够高,而是因为自己对这些家具特别喜爱,二来自己是决不会把中国的古董卖到外国去的。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有一段文字回忆北宋承平时,其与赵明诚一起搜罗赏玩拓本的旧事:“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金石录》一书不但是传统金石学的开山之作,更因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宋末乱离中的不幸遭际而为一般人所熟知。至于《金石录后序》中所描绘的于相国寺购置拓本,归而展读,进而撰著题跋,慢慢集腋成裘,这种研治石刻文献的方法,亦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标准形态。时至今日,我们披览新出石刻的方式,较之于赵、李当日,仍相去不远,只是拜现代印刷技术所赐及受制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所能观览者渐次从石刻原拓变为影印的大型图录。因此,对于一千年来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石刻是一种用来“阅读”的文献,特别是清代以来,以《金石萃编》为代表的大型录文总集的编纂与订补,以及近代以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千唐志斋藏志》等大型图录的刊行,给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使得现代学者可以轻易跨过空间的阻隔,罗致甚至穷尽相关石刻以供研讨,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剥夺了研究者的“现场感”。

换句话说,就是:我热爱祖国的文化,这与金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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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将碑志剥离原来的场域,以拓本作为流通的主要方式,进而化约为一种文本的金石学研究无疑与重视文字记载的学问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传统中无论是甲骨、青铜器,还是简帛、碑志、文书,学者多不过视之为文字的不同载体,其中的高下,在于能否订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同时,作为的石刻的“读者”,其天然的预设无疑假定阅读者已具有相当的知识层次,而这样一群人无论在是古代还是现代无疑都居于人口中的少数,多属于士大夫或所谓学者之流。尽管清代金石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注重实地访碑,但所关注者依旧集中于文字。总体而言,传统金石学是一门反映士大夫趣味的“扶手椅”上的学问,特别是学者对于名家撰书碑志拓本的汲汲以求以及邀二三同好观临题跋的论学方式,无疑都是文士书画赏鉴雅集之风的流亚。

马卫都先生的这个思想与一千多年前的李清照夫妇是及为相似的。

  当现代史学要求学者努力尝试进入古人生活的情境时,我们难免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至今仍在中国大地大量留存的碑石,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梁思成曾对费慰梅如此描述其在华北调查古建的经历。如果我们将1930年代山西、河北内陆的乡村仍视为一个停留在“古代”的社会,那么这段梁思成的自述便透露出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讯息,即在普通的庶民心中,何者才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纪念物,值得向外来的访客展示。联想到华南学派在田野工作中“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诀窍,碑在地方场域中的中心位置便凸现了出来。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著名的金石专家,他与妻子李清照倾注毕生心血编写的《金石录》,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要著作,共30卷,收录了由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墓志等石刻文字。夫妻二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他们未必有能力成为碑的“读者”,而更多的只是“观众”,我想引梁思成去看碑的当地人多半也未必能读懂刻石上的文字。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唐代,便不难发现,一些巨型石碑的规模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如目前存世规模最大的唐碑何进滔德政碑高达12.55米,宽3.04米,厚1.04米,而2000年在河北正定发现,后经学者考订为安重荣德政碑者,仅残存的赑屃部分就长8.4米、宽3.2米、高2.5米,若复原全碑,规模当在何进滔德政碑之上。这些巨型的石碑显然不是让人读的,而是作为政治权威的象征物被树立起来,“看”才是它们被塑造时的第一要义。事实上,即使以昭陵功臣神道碑约4米的高度而言,根据我个人访碑的经验,即使努力加以辨识,也很难看清碑身上部的文字。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也就是对器物的研究。我国古人喜欢把重大事件刻在金属器物上,“金”就是铜器,“石”多半指石刻,金石学就是研究刻在铜器和石碑上的文字。然后依据这些文字来考核对古代的经济、古代的史书、重大发现来纠正错误。

基于这个原因,李赵二人经常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购买古董,甚至在汴京城的时候变卖衣物来购买心爱的古董,在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中有这样的记载“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书中记载了夫妇俩经常出入大相国寺。就是《水浒》里提到的大相国寺,在北宋时期,大相国寺是著名的古玩市场,苏轼、秦观等人经常出入其中。对于酷爱金石的赵明诚夫妇,也经常穿梭其中,如痴如醉,乐在其中。每每收到一本古籍、或有价值的书画,夫妻俩总是在家中一起研究,爱不释手,甚至于不睡觉,这样下去对身体无益,夫妻俩才约定一支蜡烛燃烧完就睡。

他们俩的快乐,是建立在精神层面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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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赵明诚父亲去世,夫妻二人被迫离京到青州生活,在青州的十年时间,更是助长了他们收集古董的兴趣。

青州就是今天的山东潍坊。是古代的九州之一,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名称重镇。南北朝时期,这里是南燕国的国都,名胜古迹众多。

十年期间夫妇二人更是节俭。他们“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节衣缩食,买下了大量古董,这些古董数量惊人,一共装了十多间屋子。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与宋朝联合消灭辽国后,违背盟约,举兵南下,一时间,山河破碎,繁华盛世再不复存在。夫妻二人开始逃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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