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部大著《禹域通纂》

作者: 历史  发布:201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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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方有组织地开展对华谍报活动,始于一八七三年,负责机关主要是参谋组织。该组织起始于一八七一年兵部省内设置的陆军参谋局,其羽翼下的“间谍队”主要负责测量调查、地图绘制等,这也是后来在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从事秘密测绘的陆地测量部之前身。

  明治以后,日本决定仿效西方,将日本建成一个欧美式的文明国家,这也决定了它将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西边的一个庞大存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北部基本上依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它若要向外伸展,必然会触及到中国。同时在文化渊源上,日本毕竟与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维系,基于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认同和对于西方强势的危机意识,“日清提携”的思想也始终没有泯灭。在这样的背景下,1870年7月底,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出访中国,主动向李鸿章提出希望签订和亲条约,翌年《清日修好条约》签署,两国正式建立邦交。1874年日本武力干涉台湾获得成功之后,向中国本土扩张的倾向便日益强烈。明治12年(1879),刚刚升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1847—1913,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提出向中国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建议。所谓留学生的使命,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中国本土学习口语体中文(明治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阅读并撰写汉文),二是时机成熟便深入中国各地调查山川形胜和人文社会的实情,同时探察中国的军事情形。第一批被派往中国的青年军官共有11人,军衔多为少尉和中尉,分别派往汉口、天津、北京、广州、厦门,同时还有一名监督联络官驻守上海,在中国共待了3年,分别深入派驻地邻近的内地作巡回调查,如担任监督官的志永直在改驻汉口期间,曾深入四川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旅行,日后撰成报告书《蜀道指掌》。这些各地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汇编成集供军部的高层参阅。

为构筑这一情报网,军方动用了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有资料显示,一八七六年由北京至陕西、四川,再沿长江航抵上海,并用汉文撰写了《栈云峡雨日记》的竹添进一郎,在上海曾接到指令,加入福原和胜大佐的谍报行列。

  明治中期,随着渡海前往中国的日本人渐趋增加,记述现实中国的书刊也时有付梓。早期较为重要的有曾根俊虎(1847—1910)的《北支那纪行》(前后编,1875—76年刊行)和《清国漫游志》(1883年刊行)。曾根的背景比较复杂,他有旧学和新学两方面的根基,后入海军担任少尉,1873年3月作为舰船随员随副岛种臣外务卿出使中国,在北方滞留数月,后又至上海办理军需物资,居住一年有余,遂于1975年撰成《北支那纪行》一书,对以天津为核心的直隶、山东、辽宁一带的地势、人口、兵备、产物、人情、风俗、贸易乃至清朝宗室的积弊和鸦片烟的危害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并配有各种示意图,整个著述的风格更像一部情报志。此后他又奉命在中国居留数年,撰成《支那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向上司呈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曾根俊虎传”,298-305页]。但他的《清国漫游志》,却极富文人骚客的情调,不乏凭吊古迹、吟咏山水的场景。这大抵典型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的复杂心境:现实中颓败的社会和昏暗的官场屡屡让他们感到失望,并激起他们改造、征服中国的野心和激情,同时与日本关联如此密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尤其是与古诗文交织在一起的自然和人文场景,又常常勾起他们内心的感动。后者在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1876)和冈千仞的《观光纪游》(1884)中具有更明显的体现,因为这两部旅行记的作者都是汉诗文造诣深湛的文人,他们在中国的游离也并不负有官方的使命。相对而言,1884年作为《报知新闻》特派员来中国踏访的尾崎行雄所撰写的《游清记》,就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考察的色彩。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在外交领域试图修改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另一方面,又为欧美列强闯入中国并获得诸多权益所刺激,急于在东亚及南洋地区扩张。虽然日本对沙俄帝国的南下防范不怠,但其扩张的矛头却直指当时尚有朝鲜等属邦的大清帝国。明治政府深知,对外扩张的第一步,首先要解决琉球、台湾、朝鲜等近邻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与清政府交涉,但当时两国又无正式外交关系。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外扩张的国策,日本急需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明治新政府于一八七〇年九月,派遣年轻的外交官柳原前光等赴华,交涉建交事宜。尽管当时主事的李鸿章以“大信不约”予以婉转回绝,但经柳原再三恳求,最终答应次年再遣使磋商。后两国代表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在天津签订《日清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该条约于两年后在北京换文生效。这正好遂了日本急于涉足中国的心愿。日本不仅先于中国在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而且很快在福州、香港、厦门等地开设领事馆,加上原有的上海领事馆,迅速果断地构筑起便于对华侦察的情报据点。历史证明,自从这一貌似平等的“友好条约”签订之日起,中日关系便步入了完全由日本主导的非友好历史时期。一八七四年入侵台湾,一八七九年改琉球为冲绳县,一八八四年参与朝鲜甲申事变并与中国驻军冲突,一八九四年甲午开战……自入侵台湾后,几乎每隔十年左右,日本便向中国挑起事端或发动战争。可见,“友好条约”揭开的岂是友好之页?明明是令人痛心的悲惨篇章!

  1862年,已经被西方打开国门的日本首次派出官方商船“千岁丸”航行上海,一个目的是试图重开官方贸易关系,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实地考察中国的近况。青年武士高杉晋作(1839—1867)等人在上海期间与中国朝野广泛交往,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行之于文。这一时期恰是西方势力在上海日益扩张、同时又是太平天国军攻打上海周边造成大批难民涌入城内的非常时期,《上海杂记》《赘肬录》这些札记和报告记录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横行以及现实中“猥琐”、“肮脏”、“贫弱”的中国人形象。

作为派遣将校之一员,小川又次曾在一八八〇年赴华从事过侦探活动,升任局长后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再度到中国探察,回国后,根据自身观察及所获情报,再综合其他实地报告等,起草了《清国征讨案策》。该方案由“趣旨书”和“攻击策案”两部分组成,前者力陈侵占中国之必要,后者的“攻击策案”分为“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和“善后处置”三篇。其中的“彼我形势”又分九个项目,以详细数字说明中国军备、战力等实况。尤其对清朝陆海军力、设施等弱点,几乎了如指掌。若对照七年后的甲午战争史实,其情报与分析之精确,实令人吃惊。分为十一项的“作战计划”更为详尽,从登陆地点、师团配备、进军路线,到物资输送、主攻、掩护及后援等,应有尽有,并附有作战计划图。其总体计划为,将八个师团投入中国本土,主力六个师团由山海关至滦河间登陆,直捣北京,其他两师团由上海经武昌攻占宜昌。最后的“善后处置”是侵略中国后的对华处置方案或设想。

关键词:中国;禹域通纂;日本人;研究;禹域

一八七三年初,政府又派遣陆军少佐桦山资纪、福岛礼助、黑冈勇之助等潜入台湾以及镇江、汉口等开港城市进行秘密侦探。赴华交涉外交事宜的柳原前光,在上海等地停留期间,就曾得到不少相关汇报。如桦山少佐与鹿岛县士黑冈“行凤凰山见清国兵营”(柳原前光日记《辄志》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一日),两人“今夜发船行镇江地方”,“池上、武市、彭城从牛庄书状来”等。

内容摘要:在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了西方霸悍的近代日本人,想要对现实的中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

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口号下,明治政府推行的所谓明治维新,具体到对华关系上,则是“谋华”二字。军事上要征服一个国家,除依靠和强化自身军事力量之外,还需要掌握对方国的兵备地理等情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一支精明强干的谍报队伍,同时又不可或缺尽可能翔实的兵要地志、地图等。回顾近代日本谋华史,日本早期所做的正是这一点。

  近代日本为何对中国发生了兴趣?

就在第二批将校即将派出的一八七四年二月,陆军第六局重又恢复参谋局之称,而且其业务和权限都有所扩大。尤其是地图、地志及测量等部门力量得以充实,并很快编刊了《清国渤海地方图》《清国北京图》《陆军上海图》《亚细亚东部舆地图》等,为其后的谍报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其中有的地图就是在派遣将校入手的海外地图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在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了西方霸悍的近代日本人,想要对现实的中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于是,在军部派遣的所谓留学生的调查报告和各路访华人士所撰写的旅行记的基础上,在明治中期诞生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禹域通纂》。

百年前清朝惨败的甲午战争,只是一个结果。这种结局未必是偶然,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谋华的必然结果。笔者涉足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接触到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后,这一认识越发强烈。

  在近代之前的江户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有些模糊的。1630年前后,日本开始实施严厉的锁国政策,除了早期还曾有朱舜水(1600—1682)和隐元和尚(1592—1673)等极少数有影响的中国人登陆日本及有限的中国商船得以进入长崎港指定的区域之外,两百多年中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几乎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不过,18世纪以后兰学开始传播,西方人通过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全球地理知识已经为大部分知识阶层所了解,日本由此获悉中国虽是大国,但并非天下的中心,1857年刊行的《万国一览》,按国家的强弱分别将俄国和英国排在了东西最上位的“大关”,而“满清十八省”则被排在了比较下面的表示行将退役的“年寄”一列。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逐渐低落,另一方面,也使日本人很想了解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甲午战前,日本对华侦察是多方位、多层面的,涉及领域也极为广泛,从军事地理、社会政情、商贸经济,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应有尽有,其中军事方面尤为突出,说明日本早已将中国作为其假想敌国。侦探组织或实施者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军方、政府组织,又有各种团体、民间组织或个人。军方尤以参谋组织为代表,自一八七三年始,即定期向中国大陆及香港派遣军事间谍,从事各种侦探调查。同时,开展对华测绘及兵要地志编纂等活动。团体及民间组织以东京地学协会、东西两本愿寺、东亚同文会、兴亚会、玄洋社、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等最为著称,个人方面则以早期大陆浪人为主。这些团体、组织或个人,有的互相关联或交织,同时又与政府及军方相配合,构成了对华侦探调查的广域谍报网。这方面的调查活动及其文献资料,不胜枚举。

这次战争,大国何以败北?腐败无能的清廷自然不能推卸其责,但日本对华蓄谋之久、侦察之详、方略之远、策划之精,亦不能等闲视之。从明治改元开始,到甲午开战,短短二十几年时间,日本便早已形成举国体制,自上而下,以各种形式开展对华谍报活动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及资料,其对中国兵要地志等的熟悉程度,恐不亚于中国有关方面,甚至超过了一般中国士人。在日本人眼里,当时的中国犹如一个被推上解剖台的裸体巨人。

在陆军参谋局组派赴华将校的同时,海军方面也曾多次派出自己的将校深入中国大陆及台湾,从事谍报活动,曾根俊虎即其中之代表。自一八七三年起,曾根多次潜入中国,或随使臣收集情报,或单独筹集军需物资,或深入沿海甚至内陆僻壤,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极为活跃的情报能手。回国后,还向天皇进献《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若翻阅其撰写的《清国漫游志》和《北中国纪行》,会对其在华的谍报活动深感吃惊。

参谋本部于一八八五年改编,负责对华谍报工作的管西局改组为第二局,小川又次大佐接替桂太郎任局长。

另外,笔者一直认为,以《中国地志》的编纂出版以及小川右次局长起草的《清国征讨案策》的出笼为标志,至一八八七年末,军方已基本完成早期对华侦探任务,并已做好对华开战准备。如前所述,参谋本部设立后,一方面通过派遣将校实施对华侦探调查,另一方面则在收集资料和情报的基础上,着手编纂兵要地志等。通过多年努力,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中国地志》总体部得以出版问世。从其凡例及序言等可知,《中国地志》早在一八八四年初已完成初稿,后经补充或校正,才迟迟于三年后出版。原计划出版十六卷,即一至六卷为总体部,七至十五卷为各省部,最终的第十六卷为“满洲部”和“蒙古部”。但真正出版的只有总体部、“满洲部”和“蒙古部”三种。其余各卷恐被视为机密,未准公开出版。从已出版的总体部内容来看,除参考《大清一统志》等中、西文文献资料之外,还融入了上述派遣将校们的实地探察报告等。此书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地志,而是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兵要志书。而且,初稿完成于甲午开战前十年。其编辑出版本身,说明军方当时已基本掌握了中国兵要地志等情报。

其后,随着军事战略的南移,以及经费调整等原因,由参谋本部直接派遣的将校开始逐年递减。但这只是人员的调整而已,军方在华的谍报活动本身并未减弱,反而更加隐秘、更为持久了。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八八六年初,派往中国的荒尾精中尉,利用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纠集一些在华浪人等,组成强有力的谍报组织,后发展为日清贸易研究所等,成为在华培养谍报人员的摇篮。因此,可以说,一八八八年以后,军方的对华谍报活动进入一个以商业为掩护的新阶段。其谍报体制更为巩固,活动更为隐秘,调查更为完善。

自参谋本部成立后的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七年,派遣或常驻中国的将校每年都在十人以上,多时甚至达十七八名。驻留据点除上述地方之外,还有芝罘、宁波、福州、镇江、香港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以实战准备为前提的谍报盛期,也是早期对华侦探调查目标的基本完成期。北从沙俄及朝鲜沿海区域,南到福建、台湾及广东、香港,尤其是其间的重镇要塞和海湾港口等,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甚至一旦作战,大连湾、金州湾及威海卫等港湾,哪儿更适于作为登陆地点等战略问题,都有专人详尽考察。同时期的派遣将校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侦探旅行,如梶山鼎介少佐的鸭绿江一代,铃木信少尉的辽东半岛,栗栖亮少尉的辽东半岛及渤海沿岸,福岛安正中尉的旧满蒙地区及山东各地(有《多伦诺尔纪行》等),仓辻靖次郎中尉的旧满洲腹地及山东沿海,小川又次少佐及益满邦介少尉的内陆地区,花坂円少尉的华北腹地,酒匂景信大尉的冀、鲁、苏省区,木村宣明少尉的大运河区域,小田新太郎大尉的川鄂省区,小泽豁郎少尉的福州等中法战区,田中谦介少尉的厦门、福州及其周边地区,岛村干雄少尉的两广及香港地区等,也只是谍报活动中的一部分。赴华之前,这些将校大多接受过测量或绘图训练,在侦探期间,携带罗盘仪、三角尺等简易工具,通过目测或步测,绘制了一些旅行图或要地简图。近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了许多日方绘制的中国军事地图,其中不少是上述派遣将校的手绘原图。另外,据《邻邦兵备略》可知,当时包括清军重要军事机关神机营沿革在内的军事机密等,都为日军所掌握。对日本来说,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机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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