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成集团孔子还原研究的困惑(1)

作者: 历史  发布:2019-11-04

太阳成集团,题目:回到本来的孔子 ---此文为杨义教授9月12日在澳门大学的演讲 杨义,广东电白县人。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海内外出有学术著作40余种,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 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在孔子还原研究中,我们首先接触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两千年间大量的孔子研究,究竟是在研究本来的孔子,还是在研究历代儒林人士和统治者层层叠叠地给孔子附加上的涂饰? 孔子从春秋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者和教育家,演变成圣人,经历了周秦时代的“前圣人时期”,从汉到清的“圣人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失圣人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后圣人时期”。 在这两千余年中,“圣人时期”所占的时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孔子受到一浪接一浪的学术上的解读和政治上的诠释,积累不可谓不丰厚。同时又颇有一些“圣人之徒”,以千差万别的姿态和色彩,对之进行着闪耀着灵光的装扮、涂饰和改造。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历史新知网性的命题:如何,以及孔子思想的本来,从而能够在本来状态中透视孔子及其思想力量的来由和去向。 我们不妨看一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失圣人时期”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教训。由于近代史上袁世凯的祭孔和推行在学校读经,以及后来的军阀、政客和侵略中国的日本的崇孔等等别具用心的开倒车行为,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潮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前后,出于现代启蒙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曾经把批判孔子当作诊治“中国愚弱病”的文化战略的构成。 细心考察起来,他们的文化批判主要的也不是批判本来的孔子,而是两千年沉积下来的对孔子的解释和涂饰。批判的结果,使孔子头上的灵光和脸上的涂饰消解了,剥落了,颜容黯淡,斑斑驳驳,显出一副迂腐相或者滑稽相。剥除涂饰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涂饰剥落之日,或许就是事物本真呈露之时。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清理一下,当时最深刻的思想者鲁迅剥落孔子涂饰之时,到底留下什么文化启示。

鲁迅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几乎读过全部的“十三经”,但他当时的思想趋于启蒙的异端,文艺上提倡“摩罗诗派”。鲁迅在杂文中又以调侃的笔墨作所谓“学匪派考古学”,他以带叛逆色彩的“学匪”自我戏称,对孔子抱着一种“并不全拜服”的态度,写下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既然态度属于“并不全拜服”,他采取的就不是崇拜圣人的姿态,在一边调侃、一边推衍中,为自己保留足够的精神自由,就连文章标题也显示几分无拘无束的吊诡。看他这样调侃儒家“中庸”的思想方法: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www.lishixinzhi.com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鲁迅看问题,总是透入一层,深入到语言背后的社会心理,看到了人文学理的创造存在着某种“病灶效应”。透视这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其实也是触摸到了孔子的本意。 春秋战国之世,社会混乱,战祸频仍,处理人际、国际关系,岂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可言?鲁迅引用来自儒家经传《尚书・泰誓》“除恶务尽”一语,以及《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食肉寝皮”一语,来说明中国人并不中庸,可谓切合孔子发表中庸言论的时代情境。历史新知网真是富有戏剧性,乍看起来,鲁迅与孔子思想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却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调侃之间,不期然而遇合。就仿佛在登山,一个从东面出发,另一个从西面出发,相距可谓遥远,但一旦“会当凌绝顶”,在“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却不期然而遇合。这种殊途同归,也许就是思想史上有意味的吊诡。但是,吊诡中存在的真实,有时是更深刻的真实。从中可以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切中要害地针对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的。孔子思想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的放矢,对于中国社会的病根和病灶,具有潜在的针对性。这就是孔子思想的力量由何凝聚之处。 产生核心观念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基于这种辨证施治的实践精神,孔子的一些核心思想往往切中当时中国的病根,创造性地突出和强调一批关键词,将之注入历史新知网过程的潜流之中,发挥着对社会病灶进行疏导和疗治的功能,推动社会由乱归治,不同程度地获得了重新健全发展的文化力量。其中,包括仁、礼这类儒学关键理念,概莫能外。 首先,我们来考察“仁”的理念。“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向来没有疑义。在强调“仁”的重要价值时,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把“仁”升华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的弟子将此化为一种气节,如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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