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减负 校外加压如何破?

作者: 教育  发布:2019-10-09

“京八条”强劲推出 培训机构生源减少 家长[微博]持观望态度

近期,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地方教育部门出台的“减负禁令”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开栏的话

新学期开始,上海发布的减负新政备受关注,措施包括杜绝考试题目中的“超纲”现象,开学两周内,中小学不得组织任何形式带有学科测试性质的练习、测验和考试,等等。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似乎成了多年来素质教育推行过程中解不开的死结。哪些课业负担应该减轻?哪些课业负担是合理、必要、有效的?校内减负校外补的症结该如何解?校外培训机构有哪些吸引孩子和家长的魅力?学习是寒窗苦读还是快乐体验?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高效课堂和优质作业……本栏目将持续关注各地中小学生的减负政策、动态和实效,倾听教育部门、校长教师和家长的多方声音,聚焦减负难点,展示典型经验,共同探讨切实可行的减负之道。

上海还明确,将探索建立校长、教师信誉档案,对督导检查、信访等渠道发现的“阴阳课表”、违规进行考试和测试,组织跨校联考、教师有偿补课、与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利益输送等违规的相关责任人记入其信誉档案。

减负政策生效 区县实施细则落地

新学期,同样的“减负令”也在全国其他许多城市出现。今年1月1日起,长沙市教育局发布《减轻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六项规定》正式实施,措施包括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时30分,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阳光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1小时等。

北京为中小学生减负的“京八条”3月19日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自3月20日起,凡触犯减负政策的行为都将受到相应惩处。目前,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和石景山区都已经公布了区县实施减负政策的细则。无一例外,这些细则均突出强化了监督政策执行的力度。西城区教委要求各学校要设立专人,受理学生、家长的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并成立了专项工作检查小组,对学校的减负工作进行长期的、常态的、全员的检查,及时纠正学校及教师的违规违纪现象,并通报处理。朝阳区教委已开展重点督导,内容包括学生在校时间、作业量、禁止违规补课、教辅用书管理、各类竞赛管理等。东城区教委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监测制度与公告制度,即:建立学生质量监测与通报制度、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通报制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监测与通报制度。东城区教委还要求学校建立健全学生课业负担专题调研制度和家长座谈会制度,每学年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不应少于两次。

根据报道,今年新学期,长沙很多学校也相继推出各自的减负新政,诸如每周一为“无书面作业日”,每周五下午为“无书包日”等。

据了解,西城区教委要求学校研究如何减负增效,并推广典型经验。例如,北京小学作为西城区负担轻、质量高的典型学校,开发了“四季课程”,实施“实与活”的教学,在西城率先进行了长短课实验,对学生进行发展式评价。东城区教委对作业进行了“个性化”规定,学生每日作业总量由年级组长或班主任协调控制。提倡学校布置活动性、实践性课外作业,提倡按学生学习水平分层布置作业,双休日和节假日不应加大作业量。

新学期,沈阳市中小学生也迎来了减负新政,去年底,沈阳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减负令”的20条减负规定,措施细致到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中高年级作业总量不超过1小时,初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5小时之内等。

突出量化考核 建立追责机制

此外,沈阳还规定,教师不得用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排名和编排座位,严禁将全班学科成绩及名次发至家长微信群、QQ群等公共平台等等,详细列出多项硬招给学生“减压”。

随着北京减负政策的实施,在形成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课外辅导机构已经受到影响。北京睿升学校校长姚炜说,新学期北京与小升初、中高考[微博]密切挂钩的培训机构开学普遍比以往晚,一个重要原因是优质师资来源受到了减负新政的直接影响。根据“京八条”,北京公立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允许在社会培训机构兼职。一些与培训机构合作多年的“名师”在新学期纷纷辞去了在培训机构的兼职,而这部分优质师资往往是培训机构招徕生源的重要砝码。

三令五申的减负令,你知道多少?

北京发布减负新政后,更广泛的影响表现在家长们对孩子的成绩预期有了微妙的变化。北京树人学校校长陈为章说,家长们对孩子的分数态度更宽容了,以往很多家长即便孩子考了95分依然焦虑,现在一些家长觉得如果孩子能考到85分以上,就不用太着急了。家长对孩子预期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家长到校外培训机构的报班量。据了解,去年9月北京坚决将奥数与小升初脱钩后,树人学校奥数班学生规模减少了30%。陈为章预计实施“京八条”后,奥数班的规模还会缩小。

太阳成集团,“减负”,这已是中国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的老话题,近年来,几乎每逢开学季,中小学生减负都会成为舆论热话题。

减负新政还影响到了家长们对孩子课余时间的安排。

有统计显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减负”就开始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自1987年中国提出素质教育概念以来,“减负”更成为中国中小学推进“素质教育”路上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既有升学因素导致的单一评价机制问题,也有就业竞争激烈、社会成才通道狭窄问题,但教育部门面对这一问题应该有所作为。推出八条学生减负措施前,北京就委托学术机构进行学生减负理论和实践调研,并建立了北京中小学课业负担监测数据库。更加突出了对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量化考核,并建立了追责机制。例如,针对部分机构利用教辅图书获利行为,实施采购目录制和学校免费提供制,从根源上斩断部分机构利用教辅图书收取学生费用的链条。

从1988年,原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到200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再到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中小学生的减负可谓已经“减”了几十年。

巩固减负成果 调整升学考试制度

有评论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在众多被舆论称为“最严”、“狠招”、“猛药”的减负政策之后,中国孩子们的书包甚至从“双肩包”升级为“拉杆箱”,“孩子比大人累、家长下班比上班累”的尴尬现象越发凸显。

北京著名数学特级教师马芯兰说,为中小学生减轻过重的课业负担,关键在于提高课堂效率。如果把学生的问题在课堂上都解决了,就不用再课后费力补。北京二中校长钮小华说,减轻学生负担,从学校来说必须优化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减负,家长的欣喜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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